微博与中国的命运
看到谷歌要撤的消息，我在网上浏览消息，惊奇的发现，除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新浪微博，其他的微博全部都已经关闭，我很惊奇，这篇文章让我明白不少道理：
（韩咏红文）当中国官方媒体以简约文字报道新疆的流血暴动时，网友通过微博发布的信息几乎无间断的同步跟进事件的过程。微博快速与超级新鲜的信息质量，对中国官媒显然已造成新一波冲击。
当谷歌服务在中国被封两个小时的那个晚上，在北京一家境外新闻机构工作的小郑（化名）亲身受微型博客（简称微博）Twitter的力量。
上个月24日，小郑与一些同行外出用晚餐。回到家后习惯性地上网登陆Twitter，发现谷歌出事的话题炸开了锅，在他数百名关注对象的发言中，骂声响彻不绝。
测试并验证消息属实后，他立即向单位汇报，在新闻网站发表即时消息，并动手撰写新闻。小郑注册成为Twitter账户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这是Twitter第一次让他获得即时新闻提示。新闻事件发展与信息传播几乎无间隔的同步演进，众人目光与议论紧跟着事件的节奏，让他深切感觉到这个平台对于提供突发事件信息的特殊优势。
两小时后解封的消息，小郑同样从Twitter获得。网络人尤其关心网络事，上个月，有关工信部要求所有电脑预装绿坝过滤软件、政府打击网络低俗等网络新闻接连不断，网上的讨论也最多、最快。
不光是网络世界的动态，地方骚乱的信息，往往也只需要有个现场目击者在网上留言，有人用手机拍了现场画面放上网，再被某个Twitter用户找到并Tweet上链接，这个信息旋即在网络世界里飞快流传。
7月5日，中国新疆发生多年最严重的流血暴动，Twitter的优势再次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官方媒体的报道只有寥寥几行字的时候，网友自发收集到的照片、手机拍下的视频、事件过程记录已经在网上狂转。
不消说，小郑成了Twitter的追随者。他后来发现，有关Twitter的实时特点，美国业界专家有一个形象化的形容，叫“超级新鲜”（Super fresh）。
这个以一只蓝色小鸟为符号，英语名称念起来状如叽叽喳喳鸟叫声的网上微博组群，最近在中国声名大噪。颇具影响力的《南方人物周刊》7月第一期刊登了Twitter专题，将Twitter以及仿Twitter设立的国内微博网站“饭否”等称为“新闻爆料站”、“民间意见集散地”。
Twitter是获取与传达新鲜资讯最快工具
尚无权威统计数字说明中国到底有多少微博用户，但有业界人士估计，用户总数不可能超过10多万，活跃者至多几万。
这个数字与中国的13亿人口与3亿网民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然而，微博引人关注主要是其发展的迅速与用户的影响力。在美国，用户通过微博记录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思想的只言片语；中国的用户却集中于精英：IT业者、媒体从业人员。它是许多人突破当局信息管制的基本工具。
著名博客、评论人、又是IT业者的“和菜头”大概是用微博用得最“猛”的网民之一，他在“饭否”上关注1万4000多人，关注他的超过2万人。旁人疑惑他一双眼睛能看得了多少留言，他说：反正重要的信息被不断的重复，不会遗漏。
他受访时形容微博是获取与传达新鲜资讯最快的工具。快，也表示很难被监管当局删除，这在中国的语境里显得尤为重要。
微博的留言有严格字数限制，提供信息时只能表达重点，提供链接，并不呈现原文，让网络监管部门的审查与删贴增加难度。何况，信息的海量涌现，让逐个删贴的意义极低。
“快”“及时”的特点也表现在微博的搜索功能上。Google等网络搜索引擎在呈现搜索结果时，是把被链接最多次的信息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因而年代“久远”的信息常常被最先搜出来——因为它们日积月累的链接更多一些。反之，如果要最新的资讯，例如说，你要过去30秒内人们针对新疆暴动说过什么，请就上微博。
亲密性是微博另一魅力所在，一个Tweet像是你关注的某人跟你说一句话，说完他就走了。这个人是你选择的，你24小时能够看到他在干什么，了解他的思想倾向，阅读他提供的链接的冲动当然很大。
和菜头说，这就是微博——媒介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信息组织模式与人们使用的方式发生改变，影响随之加大。
虚拟世界里的人与言论的可信度，是自互联网诞生即出现的疑问。所谓“网络是谣言的温床”，互联网予人的可信度困惑依然存在，但随着人们上网经验与辨伪能力的提高，网络的真实感在快速提高。
有外地的Twit友到北京出差，网上留言说哪儿哪儿见面，一个聚会就产生了。
那天的聚会上，网友kcome告诉本报记者一个网上美谈：话说知名的微博客王力昂到天津旅游，不慎身上钱全都丢了。他通过手机上网发出一个消息，被他的关注者看到，后者立即托他在天津的朋友给他送钱去。
当然，上当受骗的例子还是有的。北京有个外媒记者在Twitter上对“Kaifulee”（与谷歌大中华区总裁李开复英语姓名相同）跟踪了三个月，正要写成报道时才发现这个“Kaifulee”是假冒的。不久后，李开复在Twitter上表示身体不适，又引发另一团真假疑云，最终李开复出面证实他确实病了，同时宣布他已向Twitter交涉，将“Kaifulee”的账号索回他本尊，这段小插曲成为微博在中国发展的外一章。
网络话语联盟茁壮 官方宣传影响力滑坡
互联网拓展了中国言论空间，推进公民意识的发展，这趋势国内外舆论界进行过许多阐述。微博是整个互联网发展的一部分，也是这个浪潮的最新代表。
独立评论人、自由撰稿人蒋兆勇受访时说，互联网上的数码群体正在扮演类似公民社会组织NGO的角色，不同的网络小组、Twitter群组等数码群体构成网络“话语联盟”，它们看似虚拟，实则牢固；它们的发言正在引导舆论走势，左右社会议题的设置。
尽管网民都是平等的，但是网民中的精英由于掌握的信息更多，网络意见领袖与“话语联盟”对大众施加巨大影响，至今已形成主导传统媒体的架势。对比之下，传统的中国官方宣传话语，效果与影响力在滑坡。
网络活动从虚拟走向现实的趋势也在抬头。网民通过网上初识后在现实中交往，通过网络发售表达对政治不满的T恤，将它们穿到现实生活中。在轰动的湖北邓玉娇案里，网民自发组织多个后援团赶赴湖北巴东支援，一度迫使当地政府封锁巴东港口，阻止大量涌入的记者与支援者。
13亿庞大的中国人口中，有一部分普通居民怀抱干预社会的强烈冲动，网络为他们提供了过去不曾有过的
渠道。去年经西藏骚乱、四川地震等一系列事件激起来的网民参与社会热情，有一部分转化成了关注社会的民众力量。
互联网对官方宣传战略构成压力
互联网对官方宣传战略构成压力，官方对它是抱着“又爱又防”的心理。在引入中国后，互联网被当成现代化的代表符号之一被热情地追求，“中国网民人口世界第一”的论述里隐然含着中国比西方国家更早拥抱现代通讯科技的满足感。但另一方面，这个工具难以驯服的特质也日益让当局看到管控的难度。
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不久前警告说：“互联互动、即时传播、共享共用的特征，使互联网的媒体功能日益凸显……如何积极利用、科学管理互联网，已成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针对这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中国近年采取监督防堵与主动抢夺舆论话语权并进的软硬兼济法。在监督防堵的一面，中国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构建高度先进网络信息过滤系统（网民称之Great Fire Wall，即长城防火墙，有人认为是世界最先进的网络过滤系统），以过滤掉当局认为有害的境外信息。
其次是封博客、网站，例如在新疆暴动发生后，政府上周一傍晚、周二傍晚、周二深夜先后关掉了Twitter、Facebook与饭否。虽然，网络精英依然能用工具“翻墙”上网。
官方近期也放宽官媒的言论尺度，力图以此增强官方消息渠道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与可信度，与网络话语争夺影响力。突发事件时让官媒率先发布消息以抢占话语先机，例如在新疆暴动中，政府隔天中午即通报死亡人数，央视新闻播放暴动现场画面，就显得少见。
从新疆事件里官方媒体与网络话语的“实战”结果看，网络消息仍比官方快，不过，官方最终公布的权威数据仍是大家需要依据的信息。但在另一方面，5月7日乌鲁木齐汉人大示威，官媒避而不谈的表现又让网络精英在“听众魅力竞赛”中胜了一筹，凸显传统信息渠道的不足。
网络，正成为官民间的新角力场与互动空间。在社会参政渠道极其有限的情况下，网络为官方、社会、与民间意见领袖互动、探测，甚至拉锯提供了公共平台。事实上，民间声音壮大与政府权威相对弱化，本是现代化必然结果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网络工具必不可免的不断推陈出新，这场拉锯将继续演进与加剧。
一些人认为“网络发展必将导致民主”的判断过于乐观，但至少可以说：有了官、民、民间意见领袖的网上拉锯，彼此的边界、关系都将持续转变，互联网为政治改革注入动力，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也由此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