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还富有？

乾隆是盛世皇帝，可他在1766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2007年施正荣的“无锡尚德”要多。若以“无锡尚德”2007年的预计收入衡量，盛世乾隆的财富和他可以控制的开支，远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无锡尚德”这样的中国经济和财富奇迹。

虽然《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升华，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先生以及他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先生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06年的收入近6亿美元，07年预计达12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延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一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去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个今年只有6岁的私人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今年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还有自己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如果把施正荣跟1838年或者1848年时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荣的处境就更好了，因为1838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是4127万银两，到1848年下降到3794万两，都比乾隆时期低，更低于尚德07年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数万个，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还会看到众多个人的生活条件和财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远更优越。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6年时间就成为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如此创造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从以下几方面讲。

第一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28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老百姓从“为别人干活”改为“可以为自己干活”，给老百姓应该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这么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中国的开放不可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厢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海里、在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他们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在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制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致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它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如何来的呢？这就得追回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