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桶金1000万是如何赚钱来的

    记者采访王宏筠的当天，北京气温已达到30℃，王宏筠从他的铁灰色奥迪A6车上下来，一身挺括的西装，打着领带，肩上背着一个超大的牛皮包。后来他对记者说，穿西服是因为多年在外企养成的习惯，一年中至少有10个月都穿西服。王宏筠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即使是在茶艺馆这种悠闲的环境里，也常常会给听他讲话的人一种时间紧迫的感觉。

    我一直在期望成为一个千万富翁，一直期望有两套房子，一套在城里宽敞而且奢华的装修，一套在乡间舒适又气派的别墅。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天天在想，如果有了1000万元，我会怎么去花，怎么去享受生活。也天天在想，怎样才能让自己有1000万元，甚至更多。

    人民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去了外企工作。20世纪80年代时，去外企工作是需要勇气的。那时候一听去外企工作没有几个家长会答应，一是工作不稳定，二是又不会有福利分房。我没管那么多，因为我听说在外企的工资比较高。我去的是美国的一家驻北京办事处，负责销售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

    可能是我对于财富太向往了，在外企工资的高低与业绩是直接挂钩的，一个普通的职员与部门经理之间的工资差距至少有50%，部门经理与首席代表则差距10倍以上。刚工作半年，我就被提升为销售三部的销售经理，当时每个月的工资从260元，一下子就提高到了400多元，而且赚到的是外汇券，也就是说，我的工资相当于人民币680元。那是1987年的事情。之后的几年，我的工资和年底分红都是办事处中层中最高的，一直到1989年，原先美国公司派来的首席代表回国了，他推荐我成为了这个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当年的工资是800美元。如果按当时黑市价折算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

    按理说，这应当算是很高的收入了，1989年时一个月可以赚到5000元钱的人就算是富人，可是我却一点儿没有当上富人的感觉。1992年年底，由于北京办事处的业绩十分突出，美国总部给予我个人1万美元的奖励。当时我自己已经攒下了30多万元，加上这1万美元，手里已经有了40多万元钱。当时这个数字在北京方庄买一套房子已经不成问题。按理说，我是那种特别喜欢享受的人，只要是可以给人以享受的事情，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去尝试一下。可当时我却宁愿还是住在筒子楼的14平方米的小屋里。肯定不是那间小屋让我觉得舍不得，对于公共厨房、公共卫生间，我早就厌烦了。当时的原因是，方庄那套看过4次的两居室没有我想象中的房子好。我更向往一种极为豪华舒适宽畅的房子。

    1993年的春节，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阅读了台湾的一本杂志，杂志上写着：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每年拿出2000元台币用来投资，每年投资的利润可以达到20%，那么他大概在40岁时就可以成为千万富翁(好像是这样计算的，其中的具体数字我真的回忆不起来了)。20年，这个概念让我当时有一种沮丧的感觉。赶紧拿出了计算器和所有的存单，那一天我就是特别想算一算到底什么时候我能够攒到自己的第一个100万元，什么时候我能够看到自己的第一个1000万元。我是从上午10点开始算的，大概中午时知道自己如果仅仅依靠目前的工资赚到1000万元，除非我的工资可以再增长100倍，即使这样也需要20多年的时间。
    当然，我没有马上就辞职，而是一直在寻找机会。当时我想过，如果靠40万元自己生产一个产品，不是不行，不过那可能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想赚钱，又想比较轻松地、舒适地赚钱，那就只有捡现成的产品来经营了。那时候大量国外的产品在中国寻找市场，只要找准了，给一个产品做中国总代理，就可以赚钱。我开始留心与这些公司的人接触，希望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代理项目。

    一天午饭后，我一个人到赛特饭店的酒吧里休息，坐在吧台上喝着啤酒。一个老外坐到了我的旁边，老外想抽烟，向我借火。当时已经2点多钟了，酒吧里的人陆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了，我没有注意到酒吧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老外烟抽得很猛，一杯酒的工夫就向我借了3次火。第四次向我借火时，他开始与我聊天。互换了名片后我才知道他是意大利佐利雅建材公司的副总裁，到中国来是想了解一下市场，并且寻找在中国的总代理。他对我说，他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是一种专门为别墅或者是复式结构房屋的露天阳台设计的玻璃顶棚。他在北京好多处地方看过之后，觉得这样的产品在中国没有销路，因为当时北京几乎没有多少别墅，更不要说大面积的别墅区了。但这却引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我知道，从1992年开始，北京郊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别墅。于是，我与他聊了很久。当天晚上，他还专门请我去吃了顿饭。

  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刚刚进入办公室，电话就响了，是那个副总裁打来的。他对我说：“王，我可以给你比现在高10倍的工资，你来帮助我办起这个办事处吧？”我对他说：“你最大的目的是想在中国打开市场，还是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