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制：是工商文明对诚信道德观的价值渴求

    近段时间，手机实名制成为媒体热议话题。按工信部规定，9月1日起推行手机实名制。也就是说，今后购买预付费手机卡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件。

　　现今，各地已实行手机实名制，但手机实名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在网络上持续。看好者认为，实名制能有效抵制垃圾短信，防范手机欺诈等犯罪行为；不看好者认为，实名制增加了管理和营运成本，有可能泄露个人隐私。

　　在此，我们暂且不论各地落实手机实名制的力度如何，也姑且不论手机实名制在消除垃圾短信上的效果到底如何，单就推行手机实名制的出发点来说，消除恼人垃圾信息、更好打击手机犯罪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况且未来的电子商务、定位服务等，都需要用户的身份识别。

　　问题在于，为何手机不实名制时，“被”收短信、被电话骚扰、被电话欺诈的“被”事件越来越多地发生。

　　问题还在于，为何非要等到垃圾信息泛滥成灾、手机欺诈频频发生，才愿意搬出实名制一试。在手机不实名制的时代，由于用户身份和手机本身可以分离，一旦有骚扰短信或手机欺诈，势必难以追溯到用户的真实身份；而手机实名制将用户身份与手机绑定，就会形成追溯的机制和效果，有效约束手机不道德行为乃至手机犯罪的发生。

　　因此，手机实名制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制度化的约束机制，而这种约束机制是对自我道德约束的一种强化，当道德不起作用时，实名制的追溯机制可以起到震慑作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倡不损人的利己行为，但也承认这样的利己行为有时会不受道德的控制。因此，现代经济学以“人性恶”为假设来制定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先把所有人往坏处想，再通过制度设计来防范坏的行为的发生。手机不实名制，相当于以“人性善”为前提，把所有人预想成是有道德的，如此一来，在制度设计上难免缺少对不道德行为的考量，在市场游戏规则的设定上，难免缺失诸如过失追溯这样的防范机制。

　　无论是在经济快速转型的新兴市场，更或是在商业文明高度繁荣的欧美社会，每个人都守信经营只能是一种对美好人性的憧憬和乌托邦式的愿景。即便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在有道德地遵守游戏规则、合法使用手机，仍有极少数不道德的人心存侥幸，想着钻法律的空子，用手机侵害他人权益来谋取私利。假如因为制度的缺位，这些人不用为不道德的行为“买单”，甚至能逃脱法律的惩治，那就是对道德公民的不公正。长久以往，必然形成示范，使更多人加入不道德行列。

　　由此来看，手机实名制正是一种对公平正义的市场经济制度的修正和完善。手机实名制不仅应该推行，而且应当早就推行。

　　推而广之，在实名制时代，不论是手机实名制，还是火车票实名制、网店实名制、银行实名制，都期望通过实名制这条路径，让坏人为不道德行为支付高额成本，同时保障好人的合法权益，最终是为了构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以求达成人与人之间合法经营、诚信交易、道德相处。

　　若此，必定能降低整个市场交易的信用成本，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说到底，实名制时代的来临，恰恰表达了现代工商文明对诚信道德观的价值渴求。而实名制的出现，犹如洒下了一片能让人们心灵中那颗诚信道德的种子发芽成长的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