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破解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

　　访谈嘉宾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叶青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邓建伟   广东省公安厅宣传处处长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陈昌凤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韩立勇   资深网友、天涯论坛前版主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今年“微博打拐”活动中，网民为失踪4年的彭文乐等小宝贝重回父母怀抱而流下激动的泪水；同时，又质疑街头“随手拍”活动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和乞丐人身自由。在药家鑫案审理过程中，网民担忧权力和金钱可能影响司法公正；但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的当天，群情激愤转入沉寂，一些人转而同情药家鑫的父母。互联网就是这样奇特的社区，看似一片混沌的信息，看似乱箭伤人的情感表达，却也遵循着“生态系统”的逻辑。

　　网络进入中国十多年，网民自治、社会力量，也都参与到互联网治理的生动实践中。近年来，普通网民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都得到增强。“郭美美”风波中，曾有网友主张“人肉搜索”，邀请电信内部人士利用职务之便，将她的通讯信息曝光。这一提议立刻遭到多数网民的否决，理由是“程序正义”更为重要。

　　民间自发的辟谣、科普和公众人物言论观察机构，不仅对网络信息起到了甄别过滤作用，也让意气风发的“意见领袖”发声时多了一份谨慎。BBS、博客、微博等“自媒体”运营商，对网友自主发布的内容，负有一份“连带责任”。特别是对于激情四溅、枪林弹雨的微博，如何廓清意见表达和侵权的边界，运营商还有很多事情应当做。

　　那么，网络舆论应当遵循怎样的“生态逻辑”，如何提升网民、网站的媒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敬请关注本期话题。

　　网络生态能够自我净化

　　◇网络舆论具有“对冲”功能

　　◇某些谣言很难净化，需要法治和规范约束

　　◇警惕网络水军恶意炒作

　　记者：建立健康理性的言论生态，要保证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那么，互联网是否存在一种自我净化机制，谣言是否能够通过自净功能清除？

　　祝华新：互联网有它自身的“生态逻辑”，在各种观点的交相呈现和反复激荡中，逐步形成多元互补的格局。互联网既不是“谣言共和国”或“愤青大本营”，但也不是“理想国”，只要信息安全流动，网络舆论就具有某种“对冲”功能。金庸“被死亡”的谣言，发端于微博，也迅速消解于微博；日本地震后的中国抢盐风波中，微博成了辟谣的主力。实践表明，充分的表达和讨论，有利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平和。

　　陈昌凤：人们很怕网上的各种谣言，因为网络让传言更快速、更广泛地传播。但越是快速、广泛，越容易被识别和纠正，其自我净化的功能，就由被传播的人群产生。

　　其实谣言或传言，内容不是核心，重要的是人们通过传播，把自己潜在的心理外化了。所以有种说法，谣言是一种长期集体记忆的潜伏，当它找到一个引子、一个事件、一个出口，就爆发了。现实中，如果大家能够顺畅地沟通，表达自己的情绪，维护自己的权利，谣言就会减少。某种程度上，谣言引发的社会思潮或社会议题，需要我们去关注。谣言并不可怕。

　　网络自我净化确实存在，且非常重要，但也不能落入自由主义的幻想中，好像人们都是理性的，坏事或谣言完全可以通过自由主义的言论市场得到纠正。因此，既要保护参与者表达的权利，又要用社会责任和治理规则加以约束。

　　喻国明：某些情况下，谣言未必能够通过自净功能清除。一个谣言的散布跟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跟老百姓的利益关联呈正相关，就是它跟人们利益相关程度越高，谣言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二是跟透明度呈负相关。我们既要依靠网络的自净功能，同时，政府掌握更多信息，应该在人们遇到问题、困惑的时候，更充分及时地发出声音。如果这样，谣言会被压缩到最低程度。

　　邓建伟：微博具有强大的自我表达功能。作为公安机关的机构微博，对我们业务领域之内的事情，第一时间发出权威、正面的声音，可以有效压缩谣言传播的空间。

　　韩立勇：就我从业的经验，谣言未必能净化掉。比如，“网络水军”、“网络打手”通过各种方式策划一个事件，利用互联网的传播动力，制造事端。据我观察，两类事件最容易获得传播动力。一类是涉及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矛盾的事件，另一类是侵犯隐私的事件。他们有一个概念叫事件营销，产生病毒式传播效果。还有商业力量，比如包装某个明星或者某个产品，比如两个品牌牛奶之间的互相攻击。

　　这类虚假信息有时很难甄别、很难净化。即使被净化掉也需要相当长时间，或者已经造成比较恶劣的后果。对此，行政和司法应当为受害者提供保护。

　　网络参与者需要自律

　　◇媒体要有自律机制

　　◇不虚构不编造是一条底线

　　◇对意见表达应有开放的态度，尊重差异

　　记者：我们注意到，2010年底，新浪率先推出“辟谣账号”。今年，腾讯、网易等门户网站，“辟谣账号”大多成了标配，但网民似乎不买账。怎么看待这些“辟谣账号”？

　　陈昌凤：尽管网民不太信任“辟谣账号”，但媒体的自律机制仍很重要。Twitter上就有十大假新闻排行，我们各大商业门户网能设“辟谣账号”，派专人审查自己网上的事实，尤其引起重大影响的错误事实，去纠正它，很有意义。

　　叶青：现在有个网民组织，叫“真相挖掘机”，发现问题就怀疑，就去挖，很有意思。这种群体如果有几方面专家，比如有人历史知识丰富，有人某方面经验丰富，把真相告诉大家，对于清除谣言非常必要。

　　陈昌凤：去年开始，北京市网络协会在各大网站开展了网络评议会活动。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自律，通过网民来做评议和纠正。网站组织工作组，召集网民中的热心人，像巡视员一样，清除纠正各类低俗、不实信息。

　　市场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企业网络营销，尽管也有虚假的、用了“网络水军”的，但通过同业竞争、互相制衡，一些信息也能逐渐明确、纠正。当然，过于商业化或消费主义的诉求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网络问题，这是客观存在，可以通过道德力量、社会责任、法治规范，引导企业自律。

　　邓建伟：无论公安机关，还是我个人的观点，公民参与都要对事实的真实性负责。你不能虚构、编造，这是一条底线。

　　喻国明：谈到伦理底线，要分不同的层面。如果商业机构购买了很多ID，共同发出一个信息造势，这种造势对社会舆论产生误导，就要追究法律责任。

　　但对网民来说，应该有比较大的宽容尺度。因为人们需要对某些不如意的事情宣泄情绪。在互联网上宣泄，代价相对最低，否则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宣泄。而且透过这些不同的表达，能让政府和有关部门看到社会中的人心所向，既有“安全阀”作用，又为执政提供参考。因此，对于意见表达，应该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尊重差异，允许表达不同的利益观点。

　　当然，在事实表达层面，不能有主观恶意的造假。

　　公众人物应慎用话语权

　　◇发言要符合身份

　　◇官员开设实名微博要谨慎

　　◇记者发言应受新闻职业道德约束

　　记者：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包括名人、明星各类人等，在网络时代，骤然获得了重大话语权，拥有几十万、几百万“粉丝”。他们应该如何运用话语权，如何看待政府官员开微博？

　　汪玉凯：“意见领袖”是一个非常独特、受人关注的群体，这在网络时代很正常。他们可能最早不是通过网络成名，但网络无疑放大了他们的话语权。公众人物发言，更要符合身份，更要把握住职业底线，更要自律。我的感觉，他们的微博，很多都是实名认证的。比如专家学者本身，他们好比森林里的啄木鸟，不断在树上找毛病，给社会看病诊断。他们的意见，对政府决策是非常有意义的。

　　祝华新：领导干部的微博，身份很难把握。作为公职人员、掌握一定权力的干部，和作为一名资深网友，身份是有冲突的。有时候领导干部也想和草根网友、和“意见领袖”打成一片，或者他们本身也成了“意见领袖”；如果接受网上带有一点江湖游戏的规则，就和领导干部的身份极不相称。老百姓看领导干部的微博，期待的不是多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哥们，是希望看到一个负责任的官员。

　　汪玉凯：对于官员以真实名字和职务开微博，我一直持谨慎态度。官员开微博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职务微博和你这个自然人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官员不以职务开微博，换一个名字，就是一个普通网民。这时，你完全靠观点、意见来影响公众，这是非常漫长的过程。有多少官员有这样的能力、时间呢？

　　但公众关注你的职务，你通过微博发表大量观点，风险就比较大。比如对政策的解释，对具体问题的表达，都要按照党和国家政策。如果有出入，老百姓存质疑，就会比较被动。

　　比如很多县委书记开微博，作为县里的一把手，面对大量事务，有多少精力回应微博上的诉求呢？可能县里有几十万人，每天反映的问题上千条，如果你没有很多时间，由一个班子来处理和回应，就不如使用一个机构微博。

　　祝华新：以职务身份开微博，都要谨慎。前些天北京一个著名都市报的记者，发表了一个不合适的微博，很多网友群情激昂，但他的同事却说，这是私人发言，与我们机构无关。果真如此吗？如果你的认证跟单位有关，你说得不合适，就会给你供职的机构带来损害。

　　记者供职于媒体，媒体在民众中有相当的公信力。加V认证的记者编辑，在“自媒体”上发言，也应该受到新闻职业道德和本单位内部管理规范的约束。

　　很多时候，“成名”诱惑甚至大于利益诱惑，当然，名誉同时也能带来利益。如果“意见领袖”为迎合受众而不当发言，以求更多关注，这种想法最终会损害自己的形象，影响公信力和话语权。

　　“微博素养”反映社会理性

　　◇在微博上转发、评论要有理性判断

　　◇网民和企业都要培养社会责任感

　　◇网络正成为提升社会凝聚力的新枢纽

　　记者：英国卫报网络版前不久提到使用微博九种负责任的方式，列举了一些原则。比如除非你确实看到事情发生，否则不要发微博；记住，有些微博只是开玩笑，等等。网上有关“微博素养”的教材也流传广泛。作为使用者，应该如何鉴别、转发微博信息？应该通过何种途径提升微博素养，从而培育社会理性？

　　叶青：我总结了一句话：微博是一个舞台，善恶美丑轮番上演，微博又是一个课堂，学生先生你评我论。我的感觉是，写微博时我是一个老师，一旦发出去，就覆水难收，就要等着当学生，任人评说。

　　因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在微博上怎样评论、怎样转发，要有自己的判断。当然，对微博上的信息，普通人不可能像记者写报道那样深入调查了解，有时认为比较可信，就转发了，后来发现是假的。我也犯过类似错误，我的做法是主动道歉。所以我还是主张实名制，这样转发、评论都更负责。

　　陈昌凤：重要的是要培养公民意识。其实网民应该叫“网络公民”，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做公民有社会责任感，有一种理性的担当。在网络上，当你匿名时，这种责任和担当也许会缺失。因此，需要培养和使用网络公民的身份感，以公民的判断力认知信息。

　　网络最大的问题是瞬息万变，不给你时间停下来，可以在几秒钟之内顶了、骂了或是转发了。所以，当网络跟我们零距离，当信息和评论无缝对接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停顿一下，给自己一点思考、判断的时间。

　　叶青：企业也一样。有一个概念叫“公民企业”，是说企业不单是赚钱的机器，也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企业”比一般“经济人”的企业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祝华新：说到底，网民的本质是公民。他们可能是每天挤着脚不沾地的公交车上下班的“月光族”，可能是过年买不到车票回家、几个兄弟大年三十在宿舍喝着啤酒唱到哭的农民工，可能是为20元一斤猪肉而踌躇的家庭主妇，可能是为“月供”攥紧指缝过日子的“房奴”，可能是为房屋被强拆、补偿不到位却又投诉无门的访民。他们一边为各自的生计忙活着，一边超越了地域和行业的阻隔，在网上时时互联互通，同气相求，成为监督和鞭策社会治理的活跃公民。

　　网民是“虚拟”人，人民是政治人，公民是法律人。对于网民来说，作为先行一步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中国人，需要不断提高公民素养和议政水平。

　　善待网民，信任人民，培养公民，互联网正在成为提升社会凝聚力的新枢纽。更重要的是，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