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福利之争”实质上是“美国梦”这个“大话题”的缩小版本。谷歌的几名创始人多是奥巴马和民主党的长期支持者，其“公司政治”接近“奥巴马模式”毫不足奇，更何况奥巴马举步维艰的“新政”，客观上也为“谷歌福利模式”提供了更多转嫁福利成本的“后门”。
据福布斯杂志日前报道称，谷歌CPO拉兹洛·巴克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不经意间透露，谷歌对去世员工提供特别的优厚福利，去世员工配偶、伴侣可支领半薪10年，其间其子女还能按月领取零用钱。此消息已得到谷歌发言人证实，称这项“死亡福利”并无年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是谷歌员工几乎都有。巴克甚至表示，当年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曾提出，给每个有子女员工提供一名“公费保姆”，但被其他创始人否决，否则福利会更好。
“不经意”被披露的“红包”似乎越来越多：据说谷歌有自己的托儿所(这在80年代的中国不稀罕，在如今的北美可是超级福利了)。一位谷歌澳大利亚的公司发言人在被闻讯赶来的默多克系小报———澳大利亚《太阳先驱报》记者刨根问底时，半神秘半自豪地宣称，谷歌“并非只知道照顾死去的人，也知道怎样更好地照顾活着的人”，更多艳羡者则几乎争先恐后地指出，谷歌的高福利并非什么秘密，事实上《财富》杂志早就在“你最值得为之工作的100家公司”榜单中，把谷歌列为“最值得工作的第一家公司”，而CNN财经甚至曾评论称，谷歌公司给死去员工的福利，“比其它同类公司给活人的还多”。
称赞这一做法者认为，这种优厚福利和谷歌“不作恶”、“善待员工”的传统企业文化相吻合，更难得的是，高福利并非成为“大户”后的一时兴起，而是在公司初创阶段就作出的决定。谷歌的这些福利，对并非福利国家的美国雇员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
一些支持者认为，“谷歌式福利”最大的优点，是不计较享受者的年资，也就是说，不管这名谷歌员工是资深雇员，还是刚入行不久的菜鸟，其所能享受的“谷歌式福利”是相似的。要知道最需要福利保障的并非积蓄丰厚的资深员工，而是刚踏入工作岗位，或结婚生子不久的中青年员工，但在一般公司的保险、福利体系中，这些最需要福利保障的员工，恰是最缺乏这类保障的一群人，不管谷歌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至少其思路是值得借鉴的。
但不以为然，甚至泼冷水者也不在少数。
福克斯财经是较早报道“谷歌式福利”的传媒之一，在这家传统上右倾的传媒网站的留言簿上，对“谷歌式福利”冷嘲热讽者为数不少。有人指，谷歌是“伪善者”，他们在世界各地大谈民主，却在公司内部大搞专制———谷歌三个创始人拥有绝对话语权，且这些福利、工资都是保密的，所谓的“谷歌福利”黑幕太多， “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即便真有此事，岂不会让人感到“仁慈的独裁比吝啬的民主更实惠”？这不恰好跟谷歌一向推崇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么？也有人举出希腊破产的例子，指出“大锅饭式的高福利只能豢养懒汉”，经营形势节节向上时皆大欢喜，一旦形势逆转，“高福利”和“大锅饭”就成为公司背不得、又扔不掉的沉重包袱，最终把公司和雇员一起拖入深渊。事实上，包括“休息室美食”、“特殊医疗津贴”在内，许多如今人们艳羡不已的“谷歌式福利”，王安电脑、雅虎等许多盛极一时的公司都曾采用过，如今却多成了明日黄花。
更让人生疑的，是这笔钱究竟从何而来？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大多数硅谷型企业在起步和成长阶段并不富裕，往往需要靠外来资金注入，才能维系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即便已获得市场成功的这类企业，因成长性太强，资金需求量太大，也不得不“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更多以期权、年终分红、高额提成等“许愿型分配”、而非底薪、福利等“收入型分配”满足雇员收入愿望，用公司前景、成长性，而非“铁饭碗”来吸附员工。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苹果公司利润丰厚，库克接班之前，一直吝啬得不愿给股东分红，奥妙正在于此。谷歌声势虽盛，论吸金能力，较苹果还逊色一筹，他们哪来的钱，去维持一个受益人据称多达三万余、“见者有份”、近乎大锅饭的“谷歌式福利”？
谷歌方面、或率先独家披露“死亡福利”的福布斯方面均对此语焉不详。但另一些人却透露了不少细节。
如税务律师罗伯特.W.伍德就在自己博客上撰文指出，谷歌的“慷慨解囊”其实几乎不用额外花什么钱，因为《美国联邦税法》第79条规定，如果雇主承担5万美元/年以下的长期寿险，则国税局将会给雇主以相应的税务豁免，不仅如此，在社保、医保税收等方面也有相应优惠，IRSPublication15-B的第14页对此有详细说明。简单地说，谷歌给员工高福利，国税局则因此给谷歌高回报，照此计算，谷歌的“慷慨”其实大部分被巧妙转嫁给了公共税收，也就是说，美国纳税人成了谷歌“高福利”的真正埋单者。
亚特兰大是谷歌在美国重要的办公地点之一，该地的《亚特兰大宪法日报》网站上，一些知情者纷纷吐槽。有人称，谷歌的高福利是以低工资、低派股为代价换来的，同样性质的工作，谷歌员工的薪资标准只有微软员工的1/3左右，而低工资、高福利，已成为许多公司“合法避税”的“独门绝技”。
世上任何事，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国家，社会的主流思潮，是崇尚“低税收、低福利、高分配、高薪资”，主张福利以商业保险为主，应鼓励员工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更多收入和回报，而非由政府先抽取大比例税收，再用福利形式抽肥补瘦，贴补中低收入者。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和经济前景恶化，加上奥巴马政府提倡“全民医保”，究竟是“加税加福利”，还是维持如今的“低福利低税收”，便成了关乎“美国梦”的严肃话题。
谷歌“福利之争”实质上是“美国梦”这个“大话题”的缩小版本：公司是应该提供更高的激励性业绩薪资、股权和分红，以鼓励优秀员工，同时降低“人人有份”的基本薪资和福利，还是应该反其道而行之，降低绩效报酬，换之以更周到的福利，成为每个公司经营者和员工面前难以回避的选项。谷歌的几名创始人多是奥巴马和民主党的长期支持者，其“公司政治”接近“奥巴马模式”毫不足奇，更何况奥巴马举步维艰的“新政”，客观上也为“谷歌福利模式”提供了更多转嫁福利成本的“后门”。
当然，“既有高福利、又有高绩效”是大多数员工最理想的选项。可事实证明，这种两全其美是任何国家、任何公司都不可能永远做到的———哪怕谷歌这样的公司，或欧盟这样自诩“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庞然大物，也依然不行。
陶短房(知名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评论人，旅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