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技术进步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例证，近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打车软件，正在为大城市市民塑造一种新的出行习惯。乘客和出租车司机通过智能手机双向选择，约定出行路线和以“小费”形式体现的适度提价，节约了双方的时间和选择成本，让乘客免于在路边长久等待，又增加了司机的收入，降低了空驶率，让出租车运力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也利于城市汽车尾气的减少，创造了一种“多赢”的局面。与此同时，软件公司也从这个市场中看到巨大商机，这一领域已涌现出许多创业型公司，目前市场上的打车软件据报道已有几十款，一个对消费者和企业均有利的新兴产业正露出繁荣的征兆。
不过，最近各地政府试图对打车软件进行规制，以及一些地方的“叫停”举措，又为这个市场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先是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打响第一枪，下发通知，勒令出租车司机删除打车软件。然后是一些大城市的交通管理部门表态，虽不会全面禁止打车软件，但会严格约束乘客与司机之间的加价行为。7月1日北京市出台了《出租汽车手机电召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规定手机电召服务运营商应用软件须经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备案，获得授权许可，接入行业统一电召服务平台。有人戏称此举为将原本生于民间的打车软件“招安”。
怎么看待当前的争议？先从具体的法律层面考察，打车软件带来的这种新的约车方式，确实冲击了传统的出租车合同关系。中国把出租车视为一种公用事业，租车费的调整需要经过听证程序和主管部门批准，禁止司机和乘客之间私自议价。但对于这种不灵活的定价，人们始终有着绕过它的动力。在打车软件出现之前，因为存在着信息鸿沟，绕过行为是零散的，例如熟识的司机和乘客之间约定时间和价格。但打车软件为司机和乘客打造了一条双向沟通渠道，大量的司机和乘客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换信息甚至竞价，让出租车资源流给最愿出高价的乘客(当然反过来也成立，在供大于求时，乘客也可以选择最愿打折的司机)。
使用软件加价的乘客，相当于花这笔钱免去了等待的时间与烦恼。但这对于那些不愿加价，或者不会使用新技术的乘客有些不公平。这也变相鼓励了出租车合同所禁止的拒载和“挑客”，因为司机可以以已有约为由不拉路边客。过去出租车服务是通过路边随机匹配的模式分配的，这种在习惯中形成的行业规范又以法规形式固定了下来。而从守法角度看，出租车公司和政府确实应该保证规则不被打破，所以它们可以禁止司机和乘客私自约价，不过这不意味着打车软件就应被整个叫停，因为它只是作为工具存在的，而且约价并非它的唯一功能。
但还需要追问的是，目前各大城市试图限制打车软件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维护传统规则，为了维护出租车服务对于那些不愿加价的乘客的公平性，或许还说得过去。但很大的可能是，打车软件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例如出租车公司内部的电召服务平台。据报道，在第三方的叫车服务涌现之后，一些出租车公司电召中心的业务大幅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出租车公司试图推出内部软件，以及政府试图“收编”民间软件。如果这是主要动机的话，这些举措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了。
即使回到遵守法规的问题，也要看到，从长远看，肯定是新的技术、新的市场现实带来行业规范的变革，进而带来法规的变革，即使政府现在明令禁止打车软件，它还是会在各种监管的缝隙里顽强地生长，而越来越多的乘客也会接受这样的做法。因为在大城市“打车难”越来越严酷的现实里，人们会逐渐意识到过去那种只靠路边叫车的方式已经过时了。
看待打车软件这种新事物不仅要看它带来的冲击，还要看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需求，这么强劲的发展势头。追根溯源，这是因为中国城市出租车数量与价格的双重管制带来的供给短缺。现在打车越来越困难，这一点生活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很多人都深有感触。资源或服务以排队的方式分配，这是短缺常常造成的结果，现在街边焦急找车的人们，就相当于计划经济时代排队购买日用品的人们。
但短缺产生之后，只要市场保持自由，企业始终会想着通过各种方式去弥补，现在企业找到的就是打车软件这种市场创新，通过它来实现更好的资源匹配。虽然它在一些细节上促成了对传统行业规范的违反，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有限度地允许并慢慢调整规范，而不是严厉禁止。因为假如这个“口子”被取缔，很多司机又会回到因不挣钱而不出车的做法，即使是那些规范原本想保护的传统打车人，其利益也会受到损害。追根溯源，管制下的短缺是打车软件蓬勃发展的土壤，我们不应与市场的力量对抗，要纠正目前出现的一些乱象，根本的途径还是进一步放开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
也许政府也看到了打车软件势不可挡，所以大多数城市都未采取完全取缔的做法，北京新出台的规则则是试图把民间的软件“收编”到已有的出租车电召系统里，而已有的电召系统又是和大出租车公司紧密联系的。但收归官办的软件会有两个问题：或者是叫车加价继续遵循政府指导价格，从而陷入和目前一样的困境，就是乘客通过电召中心也找不到车，或者是官办电召服务因缺乏竞争而要求更高的加价，二者对消费者都不利。
所以正确的做法还是给打车软件更大的空间，鼓励这种企业创新。如前所述，从守法的角度讲，目前可能仍需要一定的规制，但规制可以以软性的方式实施，比如让出租车公司自己决定是否允许私下议价，而不是政府出台统一禁令，或者对加价设定一定的幅度限制等等。归根结底，政府还是要尊重市场中“野蛮生长”的力量，而不是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