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柳传志所谓不讲政治，其实是一种最大的讲政治，即寻求政治安全马云的政治表白，乃至向江湖术士王林寻求寄托，也是一种妥协 柳传志又摊上事了。这是在政商江湖闯荡多年的柳传志，年逾古稀收山时的一种无奈；而马云在当打之年的政治表白，乃至向江湖术士王林寻求寄托，也是一种妥协。
柳传志所谓不讲政治，其实是一种最大的讲政治，即寻求政治安全马云的政治表白，乃至向江湖术士王林寻求寄托，也是一种妥协。
柳传志又摊上事了。上一次是讲政治，认为“一人一票搞选举，就会分了私人财产，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这是混淆了选举和公投的区别。选举是选人，通过他们来制定政策、管理国家。而公投是就具体的政策、决定来表决。选举是周期性的现象，选出的人往往是柳传志这样的精英。而公投则很少，只针对特别重大的问题来全民公决，比如统一、加盟等。
这一次是去政治：“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份。”人们质疑像联想这样带有强烈民族产业标签和政策扶持的公司，其成长壮大与政治脱不了关系。而柳本人作为连续两届的中共代表、连续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更是政治中人，怎么突然不讲政治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贯走民营企业“野路子”的马云，开始讲政治了。在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时，他把企业决策，和当年的北京事件相比，认为一样需要果敢，做出在当时看来最正确的决定。其实马云的讲政治之前已有，他由电子商务做大支付宝，进而趟进金融业的浑水时，面对管控和质疑，曾用“支付宝可以随时献给国家”的政治表白，来缓解企业发展压力。
类似的强调党的领导、感谢组织扶持的话，力帆的尹明善、吉利的李书福多次讲过。很多企业家以成为统战对象、担任人大政协的职务为荣。也出现过湖南邵阳企业家花费32万落选省人大代表愤而举报、陕西神木直接委派几名煤矿企业家当副县长的典型事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直在攀拉政治，甚至愿意成为政治中人，怎么他们的领军人物柳传志突然在商言商，不讲政治了？
同样是政治，中国传统的理解和来自西方的现代含义是大相径庭的。现代政治“politics”经由日本的汉字翻译传入中国，其本义是“城邦事务”，指的是公民参与讨论、管理城邦公共事务的总和。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往往分开使用，政指的是政纲制度、等级和社会秩序；治则与权力相伴，指的是权谋治理。
现代政治所强调的公民意识，对企业家来说则是企业家精神，它应该高于一般的公民意识。企业家所拥有的资源和影响，要和他的社会担当成正比，致力于推动法治环境、权利保护、公平交易等一系列现代社会必备的“公义”，而不是传统的重利轻义、独善其身、浑水摸鱼、闷声发大财等“私念”。
许多中国的企业家，只看重政治中的权力一环，而忽视了环境、规则和压力。他们要么如黄光裕贿赂权力、内幕交易发大财，要么如徐明通过卷入权力构建商业帝国，要么梦想着成为胡雪岩一样的红顶商人。最终结果，要么是因犯罪而下狱，要么随权力之争而浮沉，要么因改朝换代而被查抄。历史上的政治打压，使得中国商人不敢主张自己的权利诉求，反而加剧了对权力的崇拜和恐惧。看权力脸色行事的结果，是中国很难产生伟大的企业家和企业，往往一世而终。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整体在趋好，但会有反复。一段时间的国进民退、宪政之争或对某些企业家判决的争议，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其实柳传志在不讲政治时，提到“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份”。他所谓不讲政治，其实是最大的讲政治，即寻求政治安全。
这是在政商江湖闯荡多年的柳传志，年逾古稀收山时的一种无奈；而马云在当打之年的政治表白，乃至向江湖术士王林寻求寄托，也是一种妥协。
好在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这样。北京中恒聚信投资基金公司董事长王瑛认为“企业家教父”柳传志可以不说话，而不应该“以其影响力说这种话”，带坏头而不是带好头。她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和权力勾结或卷入权力斗争而获罪的企业家，远多于因为政治表达而被处罚的企业家。为什么大家对前者前仆后继，而对后者噤若寒蝉，不敢主张公正民主的市场、法治和政治环境呢？
好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在共识网关于“柳传志呼吁企业家不要谈政治”的千人民调中：2%的人认为企业家的天职是赚钱，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社会的贡献；9%的认为中国的政治太复杂，企业家应该远离政治，否则容易身败名裂；而39%的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关心政治，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更有48%的认为良好的商业环境离不开稳定的政治和公正的法律环境。
希望这种民意能给柳传志马云们以信心，给执政者以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