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升级必须推动中小企业发展

    编者按：“二战”以后，为了恢复发展经济，日本采取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即贸易立国，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稳居“世界工厂”的位置，“日本制造”行销世界各地。日本最终利用近30年的时间，依靠几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完成了由产品低端到高端的变革。如今的中国也正在走一条相近的道路，那么日本的模式能够加以复制吗？
　　继连续三天推出《外贸转型进行时》专题报道之后，本报编辑部推出终结篇——迷茫的转型升级路，本报记者对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日本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日中管理学院院长李克的专访，以期给困惑中的外贸人带来些许启示。
　　“我刚刚到浙江去转了一圈，在跟当地企业聊的时候他们都说现在很痛苦，不知道怎么走，很迷茫，有的发展比较好的，现在就特别想上市，兑现走人。给我的感觉是，大家没有真正把这个事情往长远做下去的想法。”李克说。
　　李克曾经亲身经历和感受过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艰辛、混沌和迷惘，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
　　“如果经过努力拼搏，相对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将是国家、民族之大幸焉。不然，中国将有很大风险陷入‘发展的陷阱’。在逐步丧失我们以‘人口红利’为代表的低成本优势之后，‘后发劣势’将愈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李克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事实上，“后发劣势”已经开始显现。承载转型升级重担的中小企业是冲锋陷阵的改革终端，但这些散布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向“世界工厂”肌体供血的千万支毛细血管正由于成本增、订单减、资金紧的严峻困境变得愈加萎缩——没有企业的华丽转身，遑论国家的转型升级。
　　李克认为，目前中国企业和产业最需要的，是一个与相应的国际市场、外资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衔接的产业政策。
　　转型升级必须考虑中小企业的发展
　　记者：日本的中小企业在其整个产业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是怎样的？
　　李克：大家都知道，日本有许多享誉世界的大企业，比如丰田、索尼、松下、佳能等，但事实上，日本制造业99.7%都是中小企业。从日本对中小企业的定义来看，在规模上就要比中国小得多。在中国，2000人以下的企业都算中小企业，但在日本，100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还不到1000家。所以，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才是日本企业的主流。
　　日本中小企业的特色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必须考虑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其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
　　记者：小企业制成制造业，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李克：日本的企业是小而强，它们中有不少已经成为国际企业，被称为“隐形冠军”。NASA的航天飞机、瑞士的钟表、苹果的音乐播放器等产品上的一些关键部件或工序都是由日本中小企业完成的。
　　比如，日本的火箭技术是全球领先的火箭顶部对材料工艺的要求尤其高，而真正提供导弹顶部部件的是日本东京大田区一个20多人的小企业。
　　因此，日本企业是“以小为美”，与中国把企业做大的观念截然相反。这其实是非常明智的做法。一方面，船小好调头，既把各方面的费用充分降低，又可以通过自身的核心技术或加工工艺，把这个产业控制住。另一方面，从未来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来说，“小”是更有潜力、更加合适的方式，因为消费者会越来越追求小批量、多品种和个性化的商品，就像没有人一日三餐都吃同一种食物一样。
　　所以，日本经济的特点就是中小企业是中坚力量，特别是它们掌握着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核心技术。
　　记者：日本中小企业为什么会握有核心技术？
　　李克：日本中小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不是凭空实现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特别是日本政府的各项法律、政策对中小企业振兴的帮助。
　　早期，日本中小企业更多都是从家族企业或者是个体户做起的，是国民经济中的弱势群体。政府的思路非常准确：既然是弱势群体，那么政府在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必须有所为，这一点是目前的中国没有的意识。所以，日本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第一个给中小企业建立专门的机构，即1948年成立的中小企业厅。同时，日本也是第一个为中小企业立法的国家，196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缩小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差距。
　　记者：这些举措最直接的作用是什么？
　　李克：中小企业法建立以后，很多事情非常规范了，包括政府的很多资源，也在有意识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为例，如果注册资本金不够，依据中小企业法，可以到中小企业厅的派驻机构填一个表格，说明自身产品有一定的特色，有专利更好。那么，政府就会提供40%的无息贷款，可以作为企业的资本金使用。政府也可以为其背书，相当于担保。
　　再比如，日本中小企业以前的财务管理很乱，那么根据法律，经济产业省(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中小企业厅就到区一级政府中建立外派机构，同时政府出钱，招聘一大批全职或兼职的“中小企业诊断室”，也就是中小企业的咨询顾问。他们一家一家到企业走访，提供具体解决方案，并负担所有费用。这一做法既帮助企业解决了管理问题，又帮助国家摸清企业收支情况，从而利于税收，可谓一石二鸟。
　　另外，一些产品品质的测试和新产品研发成本较高，中小企业不能承受。在这方面，日本也有这种派驻机构牵头。比如说要试验新模具，或测试一下产品质量，政府会出资在区级单位建立很多研发中心，之前是完全免费的，虽然现在收费，但价格不到一般商业机构的一半。
　　记者：除了政府层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李克：日本中小企业掌握核心技术还与产业分工的模式有很大关系，日本产业长期以来采取下包制。像一些知名品牌，比如丰田、索尼，他们都是集成商，很多部件和服务都是二级、三级、四级，甚至是五级的供货商提供的，他们只要最终把产品融合和集成起来就可以了。
　　这种下包制意味着产品一旦进入供货系列以后，就不必特别去关注市场问题了，因为日本比较强调长期的忠诚度：一旦选择了一个供货商，彼此就会长期合作，不会轻易受外界影响。当然，上家一直到最后的总集成商也不是无所作为，而会给下游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正是因为这一点，日本中小企业的主要精力也就用在要把产品做好，很多企业数十年如一日只生产一种产品，攻克一门技术，打磨一项工艺，因而很容易在某一产业领域积累起技术和人才。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一直特别重视教育，尤其是技能教育和公司内部培训。日本和德国的技校体制最完善，因此日德产品的品质也最好，员工素质的提高对整个中小企业品质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产业升级不能与创新划等号
　　记者：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应当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李克：可以考虑的一个有效的短期思路是，利用这些年积累的国力和资源，在“十二五”期间，通过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包括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同时，可以兼顾通过产业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股权基金对国外中小型高新企业的投入，从而在短期内取得他们的研发成果为我所用。但同时必须意识到，长期的转型和升级的根本仍然在于我们的自主创新。
　　记者：国家一直在提倡“创新型社会”，包括通过“引智”来帮助企业升级转型，您认为效果如何？
　　李克：对于中国当前的产业升级绝对不能与创新划等号。因为对于整个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发展水平而言，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创新，目前的创新更多的是吸收再提高，或者说是二次创新。
　　我不主张盲目去推动创新，因为具体到企业来说，由于创新本身成功率低，花了很多钱，研发了很多东西，但推出后市场不见得能接受，那么前期的投入就全部浪费了。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创新型企业真正最后能市场化的成功率不到10%。“引智”的初衷是对的，但在前几年的工作中有很大误区。比如，很多地方以“引智”为概念搞了一大批留学生创业园和技术孵化园，但现在的产业是需要高度分工和配合的，也就是说，就算把美国顶尖的总工程师引进来，也只是在一个领域做得好，如果没有相关同等水平的国外配套产品，研发出来的产品还是普通水准。
　　更被人忽视的一点就是，这些从国外引进来的工程师或科学家的很多成果、设计和知识产权属于他们过去的雇主，一旦哪天你的产业做大，国外会一纸诉状让企业关门，这些教训都曾在日本发生过。
　　所以，中国企业现在不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搞创新，很多时候缺乏的其实是工艺、规范性的做法和管理。这些可以通过“引智”将日本、韩国等亚洲地区较好的企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聘请到中国企业来，到现场对员工进行指导，能在短期内提高员工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我特别建议的就是企业内部培训和对外“引智”这两种。
　　中国实际上没有可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
　　记者：日本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李克：“二战”后，日本的产业升级转型经历过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战后恢复期，以煤炭、电力、钢铁、造船为重点产业，以此推动经济回升。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重化工产业为主导，同时大量全面引进美国的该领域技术，以实现技术、研发方面的“二次升级”。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出现滞胀，政府大力发展和推动以汽车、电气、精密机械为中心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开始向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转移，同时大力推动和提升内需。第五阶段就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重点还在强调创新经济，同时强调资本化、轻投资化，把资源和精力更多投向产业高端和研发技术的高端领域。
　　在最近的20年中，日本在产业升级中越来越多地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就是怎样能够以一个更加有效、健全的制度来保证产业不间断地长期升级以及创新的不断实现。但这种制度安排不同于计划经济，他们还是以市场为导向作为制定产业政策的基点，比如选择支柱型产业的时候，不但考虑国内市场，也以国际市场为参照系，把那些收入弹性很高、价格弹性很低的产业或产品作为主要参考来制定产业政策。
　　中国的产业升级为什么这么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多年来，实际上没有可执行的产业升级政策和策略。地方政府更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比如如何利用地方的比较优势，在哪些行业或者领域建立一些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寻求产业升级和突破，没有明确的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搭配得很好。以日本为例，其发展贸易的目标是要提升产业结构，而且还以不断通过调整贸易政策来服务产业政策，最终促使产业升级以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通过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并大量进口设备和技术，从而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出口和进口政策必须配套且有明确目的性。
　　所以，中国要在产业升级方面加快进程的话，在外资政策、贸易政策上面需要一些新的策略。如果没有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衔接，沿海的企业因为成本原因内迁或外迁，就会留下一个产业空当。同时，在产业升级政策上，还需要有更务实的和差别对待的战略，对不同的产业需要有不同的对应政策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