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鸽：过去30年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

赵民：你是湖南大学的？

熊晓鸽：对，在湖大读的本科。我们是77年恢复高考那时候参加考试的，78年入学，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一代人真的是太特别了。当时大家都在想毕业后去哪里发展，我也在想到底去哪儿呢。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出国，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钱最多的，但是那时候中国非常的穷。所以，那时候根本不敢想到美国去。现在，外国人居然一天到晚老往中国跑，都变过来了。现在，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风险投资，现在的风险投资跟我十几年前开始做风险投资的时候又不一样了。那时候是融钱融不到，而现在的钱太容易融了，关键在于你怎么投。现在竞争也很多，用什么标准来评估成功呢，就是看你的回报率怎么样。

赵民：中国的风险投资有很多特征，中国的风险投资大概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的公司总数，一开始外资公司占90％以上，而且是绝对控股。所有的行业都是这个情况，外资公司的数量是最多的。风险投资行业，如果开始是100家的话，那90家都是外资的，要有500家的话，450家都是外资的。就是这个比例说明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一直是外资占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中国风险投资最大的特色。而且它国际化水平最高，地球是平的，真是这样的，管理咨询，投资银行国际化程度更高。

熊晓鸽：是，从这一点上来讲，风险投资我觉得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像过去常讲要控股，但风险投资不可能控股，你管不过来。不控股你的回报率反而高，有的控股的反而弄不好。而且控股的话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在国有体制的改革实现以后。在国外，很多行业并购以后，股票会上市，银行、加油站、石油公司都会上市，因为它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并购了之后，客户还是同样干，而成本却有效地降低了。可是在中国，不容易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中国有这样的国情，就是国营企业垄断行业，一并购，就得裁一大堆人，企业的职能就完全改变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在中国做事，熟悉中国的国情。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想过留学，去申请奖学金，最后做一个科学家。而现在我是波士顿大学的校董，要任命校长，决定每年拿多少钱给人做奖学金，思考的方法都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又琢磨教育。国内现在讲创意，创意算是一个产业。那天谈起来，我说创意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国家有很多官员是77、78的，各个都做得很不错。从77年到现在，30年的教育确实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为经济发展做了很多贡献，大家都很骄傲，但是有一点，唯独有一点，没有办法骄傲的是，这30年中间没出一个伟大的作家，没出一部伟大的作品。直到现在，我看电视还是看《敌后武工队》，还有《半夜鸡叫》，甚至还有《林海雪原》，那些作者连大学都没有读过，有的连高中都没读完，都可以写出这么好的作品，咱们读了这么多书，却写不出超越他们的作品来。

赵民：而且我告诉你，这是有定论的，中国最著名的关于历史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历史学家写的，都不是学术圈这些人写的，全都是老百姓写的。

熊晓鸽：是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创意这个角度讲，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也不成功？这也是我现在琢磨的事儿，就是教育应该怎么干这个事儿。所以前段时间一直做的《赢在中国》都是在说这个事情，我在《赢在中国》一直说，我说你们到北京来，都是状元，是来考状元的。

赵民：但是有多少状元是伟大的，留名的？

熊晓鸽：状元就没有一个因成功而留名的。最有名的陈世美，严如玉、黄金屋，他都有了。但是，最后脑袋都没了。

赵民：自古历史上的文学家、作家也都没有状元。

熊晓鸽：但是，李白也好，杜甫也好，他们都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被筛下来的。但是千百年来，做诗始终就没有人能超过李、杜的。我们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看很多书，才能写好，就觉得很难。其实当时是命题作文，是开卷考试，抬着一个书箱去写一篇文章。那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判卷很困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判卷困难才出现了八股文，八股文来了以后，有才气的文人就越来越少。其实现在的考试，比八股文还厉害。我记得我们公司有一个女孩子，她托福考了630，我说我当年还是学英语专业的，考了个617，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没怎么复习，那时候还没有新东方。我说我那时候英语水平比你现在强多了，我才考617。她说，我们就练一招就行了，完全是一种应试的教育。所以我说，考试对在有限的机会面前选拔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选拔出来的人才最后有多少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最后成了才的？可能只因为一次考试，就把有真才实学的人给淘汰掉了。所以，我也在琢磨这方面的事，效率问题。


还有就是就业难的问题，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我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很多都跟我说将来小孩毕业以后，到你投资公司做，这样的事情我碰到过不少。现在的大学生跟我们那时候又不一样，那时候国家管分配，没有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