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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富豪十年变迁

来源:   2008-10-16 02:24
A 富豪涌现近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6年,最新一波是2007年至今。

  十年变迁

  烙上时代印记

  “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多少财富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
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胡润在1999年发传真给欧美等国一些著名传媒机构时,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当时的《福布斯》主编Laury Minard,他决定刊用这一榜单。

  榜单发布时,一位叫马云的年轻人刚获得投行第一笔500万美元的融资,Laury Minard说:“将来的富豪榜上一定有这个小个子中国人的名字。”6年后的胡润百富榜上,马云以30亿元财富位居第36。

  尽管“高科技”富豪张朝阳于1999年就出现在富豪榜上,此后出现的还有杨澜、徐明、郭广昌等年轻一代企业家,但1999年至2002年间的富豪中的大多数,其身上的“计划经济”特征甚为明显。

  原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原乐百氏掌门人何伯权和美的集团掌门人何享健,这三位广东企业家同时登上过1999年的富豪榜。他们的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发展而来。

  “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有两个中国人同时登上了‘巅峰’,一个是‘中国太空探索第一人’杨利伟,一个是‘2003年中国首富’丁磊。他们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后者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时空观念。”这是IT评论家方兴东于2003年胡润百富榜后的评论。尽管这一评论有娱乐的成分,但在2003年至2006年的中国企业界,“财富榜样”开始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此时的企业家们追逐财富更为自然,而且在注重财富增长的同时关注财富品质。

  这也是胡润从2003年开始同时推出“房地产影响力人物50强”“IT富豪榜”系列子榜单,以及后来持续发布“慈善榜”的缘由。万科掌门人王石从来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深受中国房地产富豪推崇,这便是“榜样的力量”。

  这一阶段的富豪群体,与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丁磊成为2003年的首富,与互联网业经一轮低潮后重新勃发息息相关,类似的财富神话还有陈天桥的故事,他于1999年以50万元创立盛大网络,5年后以88亿元财富成为中国“第二富”。同样,黄光裕蝉联2004年和2005年中国首富,也得益于此间国美借壳上市及中国零售业的飞速发展。

  2006年前后其实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有趣的时段。聪明的企业家们越发关注商业模式的变革,理智的企业家们以稳健为核心理念,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关注未来趋势,而莽撞和盲目乐观者眼中只有盛世万象和遍地黄金。

  沈南鹏与好友先后创办携程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离如家上市还有一年,他又开始执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转做创投,与其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中国经济持续飞奔背后的阴霾。江西赛维的年轻掌门人彭小峰没有去做房地产,而是选择了未来核心产业之一的太阳能。

  2007年是一个财富无限膨胀的年份,当杨惠妍以130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当富豪榜前十位“十有八九”与房地产有关时,“财富”二字甚至开始让民众和传媒生厌。这一年的10月,A股市场气势如虹冲破6000点,不少股票不到一年间涨了几十倍。尽管资本化和金融化是中国经济必经的阶段,但在普通民众甚至不少企业家财富管理技能匮乏的情形下,这种财富盛宴不过是吹起来的大泡泡,或说是“少数派的游戏”。

  当2008年大潮退下,人们开始重视起之前忽略的财富大亨,比如日照钢铁的掌门人杜双华。然而,在中国轰轰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营钢铁巨头日照钢铁却面临被山东钢铁集团吞并的可能,有人开始感慨当下出现的“国进民退”的趋势,当然这一话题在富豪财富增长方式的讨论范畴之外。

  B

  就算企业做得足够大,大多数中国富豪都认为低调没有错,而且低调并不等于示弱。

  选择低调

  做乌龟不做鲇鱼


  “我很高兴当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阳光的。”这是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成为2001年“中国首富”后到央视参加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时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很平实,但却极具开创精神。因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商人都是“夹着尾巴富起来”的,而刘永好却直面应对,令许多企业家诧异。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变化。一份关于富豪偷税的调研报告广为传播,这份报告称:“目前我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这一事件加重了社会的仇富心态,一些本来决定当鲇鱼的企业家,情愿做起乌龟来。

  2003年是社会仇富心态集中爆发的一年,此类事件令有关部门非常震惊。《中华工商时报》引用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年初的一项调查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直到现在,贫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别是最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鸿沟越来越大。

  对政商关系边界难以把握精准,是民营企业家的另一件头疼事。江苏商人严介和从创业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设集团承接的几乎全是政府项目,然而他最后还是在政商关系上栽了跟头。

  无锡尚德掌门人施正荣和江西赛维掌门人彭小峰是另一种类型。为了引入太阳能产业,江苏无锡政府和江西新余市政府分别对施彭二人的进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无锡市政府敦促国资入股给尚德成长以关键推力,上市前又责成国资悉数退出以防牵制其将来发展,而当尚德和赛维走向正轨时,政商边界相对分明,这也是两家太阳能旗舰企业迅速腾飞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过,就算企业做得足够大,大多数中国富豪都认为,低调总没有错,而且低调并不等于示弱。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黄光裕十年间三次成为“中国首富”,但他始终毫不张扬。

  愿意做乌龟而不愿做鲇鱼,中国富豪的这一脾性是因为,做一条快乐的鲇鱼,要冲突的樊篱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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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他们五彩斑斓的经历为人们创业和处世态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蓝本,他们的慈善事业有长足的进展……

  展望未来 他们还有长路要走

  不可否认,十年富豪榜和十年间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们五彩斑斓的经历为人们创业和处世态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蓝本。当史玉柱几度沉浮,从卖汉卡到卖脑白金,再到以网游公司掌门人的身份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人们看到了“巨人”的坚忍。同样,当不少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上一筹莫展或是遭遇滑铁卢时,万通掌门人冯仑“择高处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议让人醍醐灌顶。

  当然大众有时会表现得过于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评大众的不够宽容:“社会对我的要求要比对陈天桥、丁磊要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失败者……”

  不过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迁,连同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他们与欧美的变迁和欧美富豪的财富观、管理理念、社会责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仍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产业的集中点在房地产,而欧美国家已经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在欧美国家,个人英雄创业的年代已经过去,品牌时代深入人心,而中国企业和大众对品牌重要性的整体认知度较低……

  十年间中国富豪做慈善有长足的进展,比如余彭年、黄如论等慈善家,他们确是把慈善当成事业来做。比如黄如论在2004年至2008年的连续五年的胡润慈善榜上,始终名列前茅,历年捐赠额超过3.7亿,又如原浙江南都集团掌门人周庆治把企业大部分股份卖给万科,自己退出后,成立了"南都公益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

  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说2002年前的“中国首富”,映照的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农业大国的国情的话,那么之后“IT新贵”丁磊、“零售巨子”黄光裕登顶富豪榜,是暗合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产业特征——网易对应的是微软,国美对应的是沃尔玛,而中国正是2001年年底加入WTO的。当然中国企业的“内核”远不够成熟,羽毛还远不够丰满,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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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关注的是,有多名“二代富豪”登上《2008胡润女富豪榜》。这其中的代表人物除了杨惠妍之外,还包括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之女刘畅(个人财富68亿元,排名第12位)、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之女史静(个人财富16亿元,排名第38位)、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之女胡佳佳(个人财富15亿元,排名第4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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